基進改變的政治哲學
文：格倫.韋爾 [Glen Weyl]
譯：翠玉
摘要：資本主義只有在收益減少的情況下（當整體小於部分之和）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但人類文明的前提恰好相反。然而，跨越國界並聚集其中的收益增長現象具有一定多樣性，即便是民主的民族國家也無法提供明確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必須超越這些衝突的範式，建立嶄新的多樣化集體治理機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合作模式。RadicalxChange是一種全新的、通過嚴謹科學和社會參與，來想像、建立、實驗和倡導實現這些目標的運動。我將與大家探討這項運動的原則，以及它改變商業和治理的方式。
Abstract: Capitalism is able to efficiently allocates resources only under condition of decreasing returns (when the whole is less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but human civilization is premised on the reverse. Yet even a democratic nation state offers no clear solution, given the diversity of increasing returns phenomena we participate in, crossing borders and clustering inside of them. We must move beyond these conflicting paradigms to build diverse and emergent collectiv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capable of adapting to the ever-shifting patterns of social cooperation. RadicalxChange is a movement that imagines, builds, experiments with and advocates for radically new ways of achieving these goals using scientific rigor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 will discuss the principles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way it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business and governance.
感謝邀請！很榮幸能和身在中國的大家見面。在接下來的演講中，我想進一步抽象化維塔利克[1]剛才談到的內容，尤其對其哲學架構進行一番思考。
愛因斯坦曾說：「如果人類的組織能力能跟上技術進步的腳步，那麼天才在過去百年間賜予我們的那些發明本可以令人們的生活快樂無憂；但如今，我們這一代人在機械時代好不容易獲得的技術成就已經變得像三歲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樣危險。」
這段話讓我聯想到一個名為 Civilization 的策略類電腦遊戲。遊戲玩家在發展各種技術之餘，還能發展出不同方式來組織社會。我認為，愛因斯坦在這段話中指出的是人們在組織社會方面的發展跟不上技術發展的腳步；這限制了人類進步，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現象，甚至帶來了人類滅亡的危險。為此，我們需要能跟上工具發展腳步的自我組織技術。基進改變[2] （RadicalxChange）的靈魂就在於發展這種技術。
我認為試著將「組織社會」想像成一種「技術」，而非將此兩者放在二元對立的兩端對如今的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過去的我們一貫通過爭議和二元對立來思考組織社會的形式；但真正的技術進步其實不在於那些「互聯網偉大還是生物偉大」的二元對立式爭論，而在於，比如說，試著將生物和互聯網相結合。
舉個例子。我覺得與「民主」相關的兩組二元對立，即「民主」和「國家」及「民主」和「自由資本」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在社會政治領域謀求發展的現實阻礙。「民粹主義」和「技術統治論」的二元對立，以及宣稱所有人同屬於一個國際社區的「大都會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二元對立也一樣。而基進改變意在令超越二元對立成為一種能讓我們在自我組織方面取得根本性進步的技術風格。
今天，我的演講將只嘗試打破上述諸多二元對立的其中一組，即「資本主義」和「民主」或者說「民主社會主義」。「市場」 和「民主」 或「民主社會主義」 一貫以相互對立廣為人知，但我想推翻這種對立性。至少這兩者在維塔利克他們的二次方募資實驗中融合得很好。此外，我也會稍稍討論「基進改變」 所嘗試處理的其他幾組二元對立，但不會特別深入。
基進改變的第一點核心價值是社會技術和物理技術同步發展；第二點核心價值是穿越諸如「市場」和「自由」，「技術統治論」 和「民粹主義」 之類的種種二元對立。雖然維塔利克在他剛剛結束的演講中鮮有提及，但我個人日益關注的其實是基進改變的第三點核心價值，即多元主義（Pluralism）。
有一種在許多經濟學和分析型社會科學領域都佔統治地位的見解，認為存在一個完全和個人對立的政府，一個「社會規劃者」或者說一個大寫的「社會」。但事實上，世界性的政府是不存在的；真實存在的是各異的社會組織。同時，徹底的個人意圖也是不存在的；事實是，個人所需常常是出於對家庭或社區的考量，這些個人消費所得中的大部分也通常被用於和他人分享。相比於將社區和個人完全分割開，一種更俱生產力的思考方式是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社區和個人，來自不同社區的個人會在社區間的互動中相遇，而不同社區也會在其成員交流時產生互動。基於此，我們要做的不是去分散或轉移那些個人原子化的始作俑者的權力，而是去構建一個多元的，可以代理個人行使權力的社區。
好了，現在讓我們專注於克服上述二元對立吧。
資本主義背後的基本邏輯是通過競爭獲得利益，畢竟競爭會提高生產效率。這符合特定的理論情景，尤其符合「邊際效益遞減」（Decreasing Returns）理論。邊際效益遞減描述的是「某所有物的邊際價值會隨著其數量增加而降低」 的現象。比如說，當工廠擁有越來越多工人時，它也會變得越來越擁擠。當機器不能應對所有人時，新增工人為工廠帶來的新增產量可能比此前新工人一貫會為工廠新增的產量少。
邊際效益遞減是資本主義必須要考慮到的情形。為了在高效生產的同時保持公平，工廠往往會按工人的生產量為其發放工資。在邊際效益遞減的效應下，最後一位工人在單位時間內增加的產值會低於其他工人單位時間為工廠增加的產值。這意味著工廠在為邊際產品（Marginal Product）買單後往往會有些剩餘資金。下圖左側圖表內的切線就顯示工廠給原有工人支付的薪資，而豎軸上顯示的中間差值就是工廠所能獲得的利潤。正是圖中這樣的盈利機制支持著一部分公司的運作，此效應也是論證資本主義市場有效率的根本論點。
但邊際效益遞減並非在現代社會獲得成功的萬靈藥，成功其實應該歸功於資本主義本身。畢竟如果邊際效益遞減真能屢試不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會常常遇到這種情形才是。試想，如果真是這樣，人們應該紛紛希望自己獨居在某中心地帶的小棚屋裡，通過與世隔絕來避免成為邊際部分。
在邊際效益遞減之餘，我們不曾看到的其實是資本主義和動態經濟的核心，是城市、網絡之類一切讓人們有機會聚集在一起的區域，且人們在群聚狀態下所得的比他們相互分離時所得的更多，這就是「邊際效益遞增」。邊際效益遞增即產品附加值的增加所要求新增的人力或投入也要增加。這對資本主義來說是個大麻煩。畢竟，用大量有效金額為所有產品附加值買單，很可能會導致入不敷出甚至破產。即邊際效益遞增的情形下，利潤和效率是不同步的。那麼，就像維塔利克剛剛提到的那樣：對於那些缺乏合適商業模式的本能創造大量價值的項目來說，它們所採用的大部分商業模式都可能會削弱項目本身的價值。而眾所周知，這在軟體領域非常常見。
軟體是邊際效益遞增的經典案例之一。絕大多數情況下，「吸引用戶使用軟件」所需的邊際成本低得近乎為零，但開發軟體的成本又非常高。這意味著僅僅依據邊際成本向使用者收取費用時，軟件或許能如願被廣大用戶有效使用，但這也意味著軟件的收入將不足以支持其初期的發展。這種尷尬的局面會迫使開發者在以下兩種極端情形中做出選擇。即，要麼就選擇做一款開源軟體，成為傳統意義上人們構想中的那種保持網站運轉的基礎款協議開發者——但可能會入不敷出甚至無家可歸；要麼就去申請知識產權專利來保護自己的獨角獸公司，再通過收取高額費用將本可以創造價值的部分消費者排除在用戶群體之外。1990 年代的微軟就曾面臨過這樣的難題。但其實，以上兩個選擇都不太靠譜。
雖然邊際效益遞增是資本主義總會出現問題的原因，但也有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所達到的大部分偉大成就都應歸功於這一效應。實際上，「資產階級」 這個詞是「城市」理念孵化出來的。而城市是由城市居民們共享的一切基礎設施，以及一切人們因聚集而產生的價值所組成的一個典型的邊際效益遞增案例。舉個例子，在城市經濟發展初期，有工廠將人們聚集到一處，才使得城市生產效率相比於市民們閉門造車時高得多。稍後，為電力所加持的工業革命則發生於「電網」這種典型的邊際效益遞增的網絡之上，而現代信息技術則是網絡的終極案例。但是，現代社會幾乎所有像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和「經濟發展」之類的事，都同時變成了資本主義缺乏效率的案例。這種狀況在全世界範圍內屢見不鮮。其實，若能明白「邊際效益遞增將與資本效率同步發展」的道理，資本主義因失控所造成的大部分問題就都能被預測到了。
如今，科技平台在大大高估我們的生命的同時正招致著用戶的群起反對，就像我剛剛提到的，這是傳統網絡引發邊際效益遞增。事實上，在美國，即便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也通常只有那些擁有半吊子商業權力的小攤販真正為平台過於嚴苛的審查制度而擔憂。此外，我們還能看到現在到處都是劣質新聞和資金短缺的高質量新聞互相競爭，因為新聞也是一種典型的邊際效益遞增品，人人能在新聞一出現就立即消費到它們。雖然新聞領域的付費板塊總是會存在，但不一定有效，畢竟訊息本就會被洩露。於是，相較於創造真正有價值的訊息，人們瘋狂創作廣告以求變現。全球變暖則是另一個極具影響力的邊際效益遞增案例。
如今，新冠是邊際效益遞增的另一個原型。在美國為應對疫情（尤其在救治病人方面）投入大量金錢時，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在應對疫情方面的花銷就相對較少——因為疫情在這些地方屬於公共健康事務。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嘗試保護某一群體所需的開銷要小於治療一群個體。而「沒能成功保護整個群體」是資本系統常常會忽略的一點。事實上，全世界如今面臨的主要問題大多都應歸咎於「資本主義沒能很好地應對邊際效益遞增」。這也表明資本主義本質上是矛盾的。如圖6 所示，資本主義賴以獲利的諸如電視廣播、手機、ATM 等一切好似資本主義救生船一般的發明，它們的發展情形似乎都並不吻合於廣為人知的「資本主義有效的原因」。
相比於賦予民主國家更大的管理權力以期待它們來解決資本主義矛盾，將一切麻煩都歸結為「國家和國家間公共物品的管理模式不同，某些公共物品可能並不符合某些特定轄區的情況」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這會讓公共物品的管理陷入一種意味深長的「民主模式」。讓我們想想亞馬遜河流域的例子。在亞馬遜河流經的六個國家地區內，重大事務的決策者常常是國內「民主的大多數」，而非各類少數族群。相較於河流維護，這些決策者更在乎河流開發。這是因為他們既想高枕無憂地得到河流賦予其他各國的價值，又想直接忽略那些真正賦予亞馬遜河以價值的少數民族。類似的事情在更小的轄區內也一樣會發生。比方說，我們雖然擁有許多城市，但這些城市既太大也太小。對於居住在其中的少數族群來說，城市太大是因為他們總要面對警察和大多數人的壓迫；但對不得不居住在城市外圍區域的貧窮人口來說，城市又是太小的。所以，我們得超越「民主國家」 和「資本主義」 這二元對立的兩者，在為市場賦予動態性和靈活性的同時令市場當責，尤其是對民主機構負責，而這只是有待我們超越的諸多二元對立的其中一組而已。
維塔利克剛剛也提到了，二次方金融（Quadratic Finance）是我和他與一位出色的詩人，也是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佐伊．希齊（Zoe Hitzig）一同提出的。二次方金融的核心邏輯是超越「市場」 和「民主國家」 的二元對立論。我們三人在構想二次方金融這一概念時，認為市場應具有「允許人們按照需求去投資不同社會事務」 的靈活性。但考慮到市場又會令公共物品失效，所以我們想在民主原則之上建立一個新的市場。
在剛剛的提問環節中，有人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從哪兒募資？」其實一切公共物品終究都可以惠及社會，這非常棒。舉個例子，若是美國某社區新建了一所非常好的學校，可能該學校周邊的地價都會上漲。也就是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土地的總價值會因學校所創造的價值而增長。如果我們可以對這部分新創造的價值徵稅，那麼所有學校將都是值得建造的。這是為公共物品募資的要點。
按照經濟活動類型劃分，募資可以由邊際效益遞增活動和邊際效益遞減活動組成。這兩者可以維持平衡。邊際效益遞增活動所得總會被一部分邊際效益遞減活動吸收。就像計算機科學領域中的「有向無環圖」那樣。因此，只需找出邊際效益遞減行動中的價值，再將其循環利用於邊際效益遞增行動中，就可以進行募資了。這就像電力一樣。在經濟價值流動得越來越快（幾乎像是存在著一個超導體）後，你會發現經濟及其內部被創造出得價值也正在增長。這正是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但如今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是：如何在避免經濟發展減速的同時，對這些邊際效益遞減活動所創造的價值進行徵稅？
中國民主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曾討論過類似問題。他說，對土地徵稅，允許土地有效流動以被高效利用和避免土地被壟斷將使市場將變得更具動態，更具競爭性，更高效也更靈活。阿諾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則進一步提煉了這一觀點。他表示：「必需按照物品真實的經濟價值對其進行徵稅。而經濟學家達成此目的的手段非常簡單直接，就是允許物品持有人自行為其所持物公開定價，並鼓勵物品所有人按定價出售物品。這種激勵手段的效果甚至會超越市場中現存的一切鼓勵人們盡可能經濟地使用資產的手段」。這就是「拍賣自評估許可」（Self-Assessed Licenses Sold at Auction），簡稱「SALSA」；也以「哈伯格稅」（Harberger Tax），「公有製」（Common Ownership）和「自評估稅」（ Self-Assessed Tax）為人所知。這時一種為平方金融系統所引進的募資提案。「SALSA」 表明，即便在相對社會主義的系統下，相對集體化的募資也能來極具競爭性的市場。事實上，類似的機制在古希臘和丹麥等地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了。今天，愛沙尼亞的土地徵稅也正以類似的模式進行著。
如今，維塔利克和我正嘗試將這一極具抱負和變革性的提案運用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實驗中。但這一提案的真正落實也正面臨著許多亟待處理的現實問題。例如，就像牛津大學的科林.邁爾（Colin Mayer）教授和來自倫敦的米歇爾．米格（Michelle Meager）律師所討論的那樣，相比於用反托拉斯本身去瓦解和控制公司權力，不如試著通過反托拉斯法賦予我們的力量將諸公司轉變為民主體制，讓它們主動對股東、權益人、和消費者負責，而不是只顧企業所有者的利益。這似乎是一種創造新型國際化民主制度的方式。相比較於傳統的民族國家和語言，這種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消費者所購買的物品之上的。
當然，這只是「基進改變」諸多點子中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我們還通過「平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個人移民簽證」（Visa Between Individuals），「反托拉斯」（Antitrust）和「交叉社會數據」 （Intersectional Social Data）[3] 等提案展示一種相對多元的社區模式。這些點子看似大膽，實則有效。目前，世界範圍內已有數以百計的團隊再自己的社區內實驗上述機制，解決社區問題。
維塔利克剛剛提到的 Gitcoin Grants 就用到了這類點子；科羅拉多立法機關則是通過平方投票來分配預算和決定優先要務；在台灣，平方投票被用於使人們在部分社會議題上達成共識。台灣極具活力的數字民主在自下而上的數據收集過程中大量引入了基進改變提出的點子。他們以小組為單位創造數據，利用數據和政府進行談判和協商。他們採用平方投票法篩選出需要被優先處理的社會事務，並搭建了「vTaiwan」 平台。現在，大約四分之一的島嶼人口是該平台的活躍用戶。而除了我們之前提及的土地稅，愛沙尼亞正在使用的所有數字民主工具也是一則典例。此外，就像維塔利克剛剛所說的，我們目前正在美國本土做類似的嘗試。在科羅拉多州，當地的商業活動通過二次方募資機制進行募資，平方投票法則是已經被寫入法案。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從這些社區處理疫情事務的表現上看，最為成功的往往是最多使用這些（組織社會的）工具的社區。例如，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台灣地區的疫情死亡率一直是全球範圍內最低的，其地區 GDP 也沒怎麼受到疫情衝擊。愛沙尼亞則是西方社區中對疫情處理得最好的。
我們通過《基進市場》一書介紹了我們在組織社會方面更多的設想。像我在演講開頭提到的那款時下流行的策略類游戲「Civilization」 就在其遊戲規則中引入了包括平方投票法在內的諸多「基進改變」的點子。也有部分美術館正使用提案中的方法收集觀眾反饋。目前，我們的團隊也正在和電影人和漫畫作者合作。我們的合作不在於寫出好玩的故事，而在於討論人們如何生活。例如，如何利用這些提案解決印度地區的用水難題，或者如何利用這些提案設計出人人多樂於參與的群體遊戲。
如今，基進改變也正在將這些提案帶入政治領域。據我所知，加拿大的一位政治家已經在實踐我們的提案，而我們在美國獲得的回應也相當不錯——國會中也有基進改變社區的成員。此外，我們還正在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們一起在世界範圍內推進我們的實驗，畢竟，立法的基礎就是要讓這些提案有盡可能多的多機會被實施。
我希望基進改變的政治哲學能給在場的各位帶來一些靈感。我認為這些點子真的能夠幫助我們突破人類社會被擬定的諸多二元對立，轉換我們組織社會的方式。
謝謝大家。
[1] 即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維塔利克.布特林在格倫.韋爾之前於第五屆網絡社會年會“實踐智慧之網”發表了主題報告《以太坊社群治理與Gitcoin的二次方募資》。
[2] “基進改變”詳情請見 www.radicalxchange.org
[3] “交叉社會數據”詳情請見 www.radicalxchange.org/kiosk/blog/2019-10-24-uh78r5/
Panel 1 基進市場討論與問答環節回顧
主講嘉賓：格倫．韋爾（Glen Weyl）、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評述人：閻晗、劉懌斯
主持人：黃孫權、劉益紅
劉益紅：接下來我們進入問答環節，我們再次有請閻晗、劉懌斯和黃孫權老師。
黃孫權：今天Glen Weyl中間提到幾次不同的方案和實驗計劃，其實都發在了他們 RadicalxChange 的網站上，各位朋友有興趣可以去瀏覽。剛剛他講了在各個地區實踐的精彩例子，Vitalik和 Glen Weyl 都在現場，也許兩位最後可以對談一下。首先我們有請兩位評述員很快地回應一下。
閻晗：剛剛 Glen 講了他的 RadicalxChange 基金會目前在世界上做出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努力。理論的努力包括從孫中山以及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身上繼承的思想，並且將其提煉成經濟學理論。實踐上的努力包括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在世界各地為許多組織所使用的，創新性的投票、選舉和資金分配的方法，以及創新性的技術，包括去中心化互聯網、區塊鏈去重新分配政治權力和資金。這同時也是 Vitalik 在做的事情。我想問 Glen Weyl 一個更加現實的、甚至有點絕望的問題。雖然我們一直假設這個世界是一個合作的世界，是一個越來越多信息交流的世界，但在今年，交流進程被打斷了，而且很可能會倒退很多年。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覺得 COST 之類的理念會不會失去它的理論土壤或者是實踐空間？如果說目前的現實情況使它受到了壓制——尤其是在大家對一些中心化的，或者是集權的力量有一些應急性需要的情況下，那麼你覺得，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家和一個經濟學家，包括Vitalik 也是一個計算機科學家和一個創業者，你覺得你們能做的是什麼？
Glen Weyl ：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危機和轉機本身就是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危機就會有轉機，這是經常發生情況。舉個二戰的例子，比如，我們能看到，二戰後的西方出現了很多富裕國家。至少對這些富裕的國家來說，二戰為其帶來了一段繁榮時期。而在美國，我們也能看到是內戰危機給自由以新生的機會——大家能看到我們如何在內戰後開始意識和解決種族問題。不得不承認，種族問題的解決是一個曠日經久的過程，但沒有這場內戰，解決問題的過程就不會開始。出現危機，往往是新生的機會，也是轉機的時刻。我希望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當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認識到這個問題。此前的模式已經證明僅靠國家自身的改變不是行之有效之法。如今，我看到了危機，卻也充滿信心。我認為專注於“如何更好的進行社會組織來超越當前的危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閻晗：我也想問一下Vitalik。我們知道美國的總統大選還在使用「本人到場」和「郵寄選票」兩種方式。雖然我的假設聽起來非常遙遠，但你能不能想像有一天在區塊鍊或者是區塊鏈互聯網的世界使用你的技術給總統大選投票？如果這一天能到來的話，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實施步驟？
Vitalik Buterin ：我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安全的，大規模的，加密投票的時候了。雖然這其中的操作很具有挑戰性，有很多密碼學專家甚至覺得加密投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認為，首先，2020 年大選給我們展示的情況是人們在投票方面並不是非常安全。投票過程中其實存在很多選票被干預的隱患。而我認為由線下投票轉到線上投票是會有很多好處的，我們不應該拒絕這一可能性。不過，加密投票確實面臨一些技術問題。製作這個投票系統會有很高技術要求。首先，這個系統必須要有強大的隱私保護，還需要有可驗證性、可審計性和安全性。要同時兼顧這四者是很難實現的。確實，一個系統很難在保證隱私性——即讓人們不看到裡面具體是什麼內容——的同時，通過保證安全性來確保正確性。但是我認為以太坊生態系統在很多層面上有解決技術難題的潛力。未來我們會否出於必要來部署這樣一個系統，並且在不同環境中對其進行測試呢？其實平方投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未來，我們會把平方投票系統的安全性和隱私性進一步加強。讓它在加密貨幣領域之外的其他場景中也被使用。而且，二次方投票的機制是全新的，它的革新對傳統投票方式來說也並不是換湯不換藥而已。現在，我們已知一些政府正在採用平方投票和二次方募資了，我認為這樣的情況會在未來進一步增強。
劉懌斯：可能我關注的點或者說我關注的方面更多偏向於我們整個社區生態的建設。其實二次方募資和平方投票都很需要社區來支撐。而對於一個實施這兩種機制的社區來說，如果社員參與度不高，這些提案也是很難以維持下去的，它們很難真正達到效果。我的問題在於剛剛Glen也提到的你們在科羅拉多州的實驗。我想請問一下，平方投票在這個州的實驗中有沒有獲得很高的社員參與度？你認為這樣一種投票的方式，有沒有可能給予客戶更多的激勵，讓他們可以更多的參與進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投票時沒有獲得太多的關注。回到之前，我們再說二次方募資時講到了「共謀」，講到了已有的虛假和詐騙事件。在線上，這樣的事情可能會非常容易發生，因為你處在一個去中心化互聯網中，身份很容易被虛構，也很容易被隨機創造出來。那麼，在一個現實生活環境中，如果我們真的人人投票，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會變得少一點。基於此，您認為應該如何平衡公平與否和去中心化互聯網當中匿名性之間的關係？
Vitalik Buterin ：毫無疑問，線上驗證比線下驗證要更難，不管你多有錢，多有權都是這樣。我認為線上也存在驗證身份的有效方式，只是我不認為有任何完美的解決方案——或許我們也不需要真正完美的解決方案，畢竟許多法條都需要你用不同身份，在不同的環境下做不同的事情。Gitcoin平台的生態系統中有一個項目在關注這部分內容，一些其他的項目也在鑽研線上驗證的問題，比如說其中一個基於以太坊的項目，昨天剛剛上線。我認為未來我們會發明很多機制並進行嘗試，然後我們才會知道哪些機制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在傳統的投票系統中，民族國家實際上已經有一些中心化的身份模式了。而在這裡，你沒有辦法干預或者是介入，但是哪怕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安全地管理這些身份也是很難的，這是我們未來幾十年需要解決的問題。
Glen Weyl ：我對科羅拉多實驗的印像是：確實有一些人參與，但總體參與度不是很高。我認為Gitcoin平台的實驗給我們的啟示是，好的實驗必須要多嘗試，而且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我們可能是在一個擁有常規文化的區域中進行嘗試，逐漸形成一個社區，了解實驗要做什麼及其意義何在。總體上，我還是支持去探索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更大規模的實驗獲得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在這個階段，可持續性可能是更重要的。提到「參與」，我也想接著Vitalik 的觀點來說。我認為參與度反映的是技術本身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們的社會的問題。例如，雖說人們發明了電，但讓電真正造福社會的其實是由政治組織所修的電網。對此，我的看法是技術本身並不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是能把技術作為工具，並用清晰的話語去描述技術的組織。假以時日，相信社區能夠理解技術作為工具的價值，但將技術本身作為解決方案是對技術期望過高了。
Vitalik Buterin ：確實，我也同意你的回答。這不單純是科學的問題。你不能對這些技術做單元測試，因為這些技術代表的是社會科學領域的技術。你不能強迫某一個人去參與實驗，或者將某個個體上傳到系統裡讓其自動運行。如果說一個版本不奏效的話，你再嘗試另外一個版本。因此，實施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實驗是尤其困難的。但提早做這個實驗總是好的，畢竟實驗結果不僅受制於技術，也受制於其他因素。越早進行實驗，我們就能越早創造一種理解實驗的相關文化。大文化環境有了進步後，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去實驗科技本身。
Glen Weyl ：回到ID問題。我相信我們之後會需要有一個好的機制來清晰地界定在線的人是誰。這個機制同時也要求每個人在網上為其行為負責。未來的網絡空間不能像現在的網絡空間一樣如此容易有做假和控制的情形了。不管怎樣，這是我們想要到達的一個目標。關於所謂的民主主義，我們剛剛提到的案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也個案例也是我們為實現此目標所付出的努力。
黃孫權：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觀眾1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Vitalik 和 Glen Weyl。平方投票嚴重依賴於可驗證的、獨立的身份的概念，讓社區成員可以通過將自己偽裝成多個個體來極大地增加其有效影響力，這讓加密貨幣社區中需要清晰界定的身份的需求產生了緊張關係，關於匿名和假名的頻繁使用，目前是否有技術系統可以完善這種無意識中造成寡頭政治的不良影響？
Glen Weyl ：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聊過很多了，剛剛在回答的時候已經給過大家很多這方面的答案了，可能沒有太多要補充的。
Vitalik Buterin ：大家肯定希望可以通過匿名來保護個人隱私，希望以多重身份做一件事情，而且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創造更多的影響力。但這對我們來說是極具挑戰的：我們必須努力找到一種方式來阻止「一人假裝多人」的行為才行。也許一些加密技術和平方投票的結合可以在驗證具體個人特徵和識別賬號身份的同時避免侵犯用戶隱私。我想，也許甚至可以把這兩種技術和「負投票」的理念結合起來，來確認你是某一個獨有的、匿名的投票者，在防止用戶作弊的同時避免侵犯用戶個人隱私。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保證公平的情況下兼顧大家的網絡安全和隱私。當然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妥協和調整，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有一些機會的。我們會有很多技術不斷延伸，來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觀眾2 ：你們如何評價中國互聯網公司進行的很多相關實驗？當然大家都在做一個社會的，基於新技術的社會關係重組。比如說我們的雄安新區也在嘗試數字化貨幣和智能合約。你們是怎麼看待大家都在做相似的事情，但是本質上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基礎？我們是做相同事情的朋友，還是競爭的對手？
Vitalik Buterin ：我覺得這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整體來講，社會體制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在這個大的話題下，有很多不同的機制，比如說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所以說很難做一個統一的回答，就是沒有辦法把所有的不同類型的社會機制和類型都放到一起來做一個統一回答。
Glen Weyl ： 我覺得我參與的社區大部分人們同時是我的合作者和我的競爭對手。比如說 Vitalik是我的合作夥伴，同時他在以太坊的一些進展，有時也會給我一些壓力。可能以後 RadicalxChange 和以太坊之間也會有一些分歧，會形成一些競爭關係。我認為中美之間，不同國家之間都是合作者，同時也是競爭者，我們有很多需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方面，同時也有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我覺得這是多方面多維度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所謂競爭或合作。如果非要說我們彼此之間有競爭關係的話，我覺得我們同時也可以彼此激勵，做得更好。
觀眾3 ：如果像「西部世界」那樣的事情發生怎麼辦？
Vitalik Buterin ：我覺得即便在現在這樣的時代，機器也是在增強人的智能，而不是在跟人進行競爭。
觀眾4 ：你為什麼選擇基進市場，而不是選擇自由、平等、民主，而是選擇了市場，你是不是對這樣類型的市場更有信心？這個是不是所謂的美國式的資本主義？
Glen Weyl ：自由和平等是我們的目標，但是市場和民主是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基進市場的想法和靈魂是創造一個更新更好的工具，而不是更好的目標。我們使用這些更新更好的工具，才可以讓我們完成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目標。我認為，基進市場只是一個名字，你想叫任何都可以。比如說我所在的組織叫做 RadicalxChange，它其實和名字沒有什麼關係。在現實意義上來說，我們在這本書當中一直想要跟大家講述，宣揚的這種機制，其實是在市場和民主之間的。它既非市場也非民主。我們更希望的是把兩者的精神結合在一起，而不是選擇任何一方。
黃孫權：今天的題目是是很難的，閻晗和劉懌斯做了很好的解釋。因為所有東西涉及到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對於比如說二次方募資和平方投票的基本理解。有了這個基本理解，我們才可以進到他們的討論體系當中，而我相信今天兩位演講已經提到了其中的重點。第二個困難是一個特殊性的困難，是所有的左派知識分子都遇到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因為某種市場主義以及技術主義的方案現在已經沒有那麼橫衝直撞了，它們非常精美、細緻、完整——連技術都會討論它的社會實踐的能量。我的意思是說，在這兩者在不斷前進的同時，我們對於市場主義的批評卻落後於這些力量。我們有兩條路。我們思考一下，或者說重新反省一下實踐已經帶我們去了哪裡，我們要以此為基礎，重新回顧[Review] 這些發展。否則就會像第二個問題一樣——美式主義就是市場主義，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太可能去跟他們討論了。第三個問題，技術不是絕對的。比如說剛剛Glen Weyl 舉到很多台灣的例子。比如說平方投票。其實愛沙尼亞的實際情況我不太清楚，因為沒有講很多例子。但是他說到的台灣，台灣只是用在總統杯黑客松[Hackathon] 當中。那種特定的情況下，規定好1 人99 票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放大到我們美院投票，每個人選出一個最美的老師，每個人用平方投票法，我們可以試試看。我的意思是，他需要一次次的實驗，有社區願意與技術一起實驗技術的困難或者是嘗試推行這項技術才有效，僅僅有技術是沒有用的，僅僅有實驗也是沒有用的，你要有一個社區來配合。
閻晗：我覺得可以從美院投票最美老師開始試一下，有負票和沒有負票，有假名和沒有假名的區別。
黃孫權：我們可以試試看。可以請 Vitalik來當評審。總之，今天非常感謝 Vitalik 可以來現場跟我們分享。最後我想說，作為網絡社會年會的第一場，我常用的比喻是建築比喻，這些建築師，Vitalik、Glen 以及在座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你們有不同的思想實踐、不同的技術能量，你們都是建築師，你們正在建立當下和未來的世界。每一個建築師都應該有機會和能力推動一種不同於現在的可能。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製造[Fabrication] 同時分岔[Bifurcation] 的關係，就是你要製造，並且你要製造不同的東西。我希望我們都是這個建築師，也是這個建築工人，也是建築完成以後可以居住的人，這才是我們實踐智慧所強調的東西。最後我們有請閻晗和劉懌斯來講一下結束語。
閻晗：首先感謝 Vitalik，在我更瘦或者是更年輕的時候，我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現在俗稱加速主義者，認為技術的發展可以樂觀的解決一切的問題。但隨著目睹各種各樣問題的存在，比如我看到了我尊重的像是傳統媒體行業這樣的行業，因為技術的發展死得更快了，不管是把它作為代價還是說他們沒有跟上時代，都是很殘忍的。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最終會來參與並且一起協辦這個會議，因為我希望這個時代的車輪不應該碾過任何人，大家都應該是時代車輪的一部分。
劉懌斯：非常感謝閻晗說的，畢竟我兩個人一起合夥做事情，我對他很多說的東西都非常同意。我個人一直是個很悲觀的人，從來就沒有樂觀過，我從來都不覺得技術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我特別相信一句話，是我在灣區，舊金山一個很奇怪的 Commons看到的，Commons就是一個樓房，有 12 個組織將這個樓房租下來，一起在裡邊辦活動。其中有一個組織貼了一張我特別喜歡的貼紙，上面寫的是「技術沒有辦法拯救我們」，我一直在想技術沒有辦法來拯救我們，什麼才可以？我覺得剛剛 Vitalik也好，Glen也好，都說了很多這樣的事情，這樣的思想。不管平方投票也好，二次方募資也好，基進市場在幹的事情也好，都不是我們最終解決問題的東西，而是一種方法、一種工具，我們怎麼樣才可以更好的利用它、使用它，讓我們更好的去達到我們想要完成的那個目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去思考並且踐行的東西。我一直在思考技術沒有辦法拯救我們，那麼誰可以拯救？我一直和別人說，對於我，人類[Humanity] 才是。我相信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自己拯救人類，拯救我們自己的這些人，不是科技，不是我們所有創造出來的東西，而是我們自己。最後歡迎大家參加我們接下來的年會，作為我們共同舉辦的一個論壇的一部分，黃老師之前也講了我們在年會裡，會講到更多的關於我們和我們邀請來的嘉賓，他們對於科技，對於去中心化互聯網，對未來所有這些智慧之網的思考。謝謝大家。
黃孫權：非常感謝大家。天問明天還有最後一場，也希望大家前來參加，我們 11 月份還會有活動，今天的活動到此結束。
劉益紅：我最後補充一下。剛剛我們在整個論壇過程當中，一直沒有介紹一個信息，就是 Vitalik其實出生於 1994 年，他和大家的年紀相仿。其實我對他們做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明白，他們這個算法背後到底是通過什麼辦法去治理或者是優化我們現在的投票方式，或者是我們的民主化方式。但是在網絡社會研究所的過程當中，我們遇到了非常多在做一些另類事情的人們，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見到這兩位，他們是通過數學目標的算法去完成一個藝術品投票的方式，這其實就是一個策略的行為。包括我們之前在做「諸眾之貌」的過程當中，遇到了非常多做另類教育、另類音樂、另類戲劇的人，這些人讓我們看到了背後的策略，我覺得 Vitalik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因為他幾乎是你們的同齡人。如果說大家還記得第二幕的那場戲的話，有一人在他的理論和思辨中旋轉，而另人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實驗，這個實驗其實很像今天 Vitalik 在回答我們問題時，說我們並沒有太多的以正義、平等或者是前期理論做鋪墊去做嘗試。我一直都沒有理解他們平方投票的原理，但是他們一次次去做實證實驗，其實和我們現在在現場做的所有操作是一個道理，他們盡量去嘗試了我們本習以為常的那些非常順滑的生活。這些人的經過，包括認識，無論有沒有聽懂他們具體操作的那些細節，當見到了他們的工作，對我來說便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再次感謝大家堅持到現在，天問第六幕到此結束。
《基進市場》詳情請見：www.Radicalmarkets.com“基進改變”（RadicalxChange）詳情請見：www.radicalxchange.org
本文作者
[美]格倫.韋爾Glen Weyl
《基進市場》作者之一微軟政治經濟與社會技術部門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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